有人沉迷诈骗停不下来像赌瘾一样难戒 社会能怎么帮他们走出来 真实案例告诉你答案
李强（化名）坐在我对面的时候，手里一直在抖。
那不是紧张，是一种戒断反应。
38岁，离异，曾经在某县城开过三家小超市，收入稳定，生活体面。可就在去年，他停不下来了。
不是赌球，不是炒股，是诈骗。
从最初的”帮忙刷单返佣”到后来自己组建工作室，拉人头、建群、编剧本，李强的诈骗流水在14个月内突破了800多万。受害者最多的时候，一个月能骗到十几万，有买药钱的老人，有给孩子交学费的单亲妈妈，也有以为能一夜暴富的年轻人。
“我就是停不下来。”李强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眶是红的，”我知道是骗，可那天晚上我赚了六万块，那种感觉……跟赌徒赢钱一模一样。”
他后来被刑拘，判了三年。但在看守所里，他跟我说的另一句话更让我揪心：”出来之后，我怕我又去干。”
一、诈骗成瘾，是真的
很多人以为，骗子和赌徒是两种人。骗子是坏的，赌徒是瘾大的。
其实，他们的大脑在同一个地方短路了。
1. 多巴胺的陷阱
2019年，美国杜克大学做了一项研究，让一组志愿者参与类似”网络诈骗模拟”的实验。参与者需要在电脑屏幕上扮演一个”杀猪盘”操盘手，通过聊天让”受害者”转账。
结果发现，当志愿者成功骗到一笔钱后，他们大脑伏隔核（nucleus accumbens）的多巴胺分泌水平，与赌徒在老虎机中赢钱时几乎一样。
更可怕的是，这个峰值不是稳定的，而是间歇性奖励。
就像赌博一样，你不可能每一局都赢，但正是那些”偶尔赢”的时刻，让大脑产生了最强烈的渴望。诈骗也是一样——有时候一单能骗到几十万，有时候一分没骗到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，就是最强的催情剂。
2. 为什么”停不下来”比想象更难
普通人觉得：诈骗犯都是大坏蛋，让他们收手，不就是道德问题吗？
但真正深入了解过这个群体的人都会发现，很多诈骗犯自己也是”被洗脑”的受害者。
2021年，湖南警方打掉一个电信诈骗团伙。审讯时，一个24岁的核心成员崩溃大哭：”我以为我是在做正经工作，我们领导说我们是在做’金融信息服务’，是让那些想赚钱的人快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我每个月工资两万五，提成另算。”
这个年轻人来自贵州农村，父亲常年务农，母亲在县城做保洁。他每个月寄回家一万五，剩下一万用来在老家付了首付买了套房。
当他第一次拿到两万多块钱提成时，他的感觉是：我终于能让爸妈过上好日子了。
这种自我合理化，是诈骗成瘾最可怕的机制。他骗的不是坏人，骗的是和他一样渴望改变命运的人。
3. 一个真实数据的背后
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发布的数据：
- 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占刑事案件总量的比例，已经从2015年的不足10%，上升到2022年的23.6%
- 诈骗分子的平均年龄，从2018年的36岁，下降到了2022年的29岁
- 在这些年轻诈骗犯中，有超过60%表示”明知是骗，但就是停不下来”
29岁，正是一个人最有野心、最渴望成功的年纪。
二、那些”停不下来”的人，到底经历了什么
案例一：从”打工者”到”操盘手”，只需要三个月
张敏（化名），女，31岁，黑龙江人。
2019年，她经人介绍进入一家”电商咨询公司”，工作内容是”帮商家优化排名、提升销量”。
入职第一个月，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商家打电话，说”我们可以帮你把淘宝店铺做到首页”。她以为自己是销售，其实她在做的是虚假宣传。
第二个星期，主管开始教她们一套话术——不是简单的夸大，而是编造数据、伪造交易记录、甚至雇人假装买家刷好评。
张敏第一次参与伪造交易记录那天，晚上回到家，在卫生间吐了三次。
但她的工资条上，多了一笔8000块的”绩效奖金”。
第三个月，公司开始教她们一个更高级的技巧：“养号”。
什么意思？就是注册一批微信号、抖音号，养几个月，假装是真实用户，然后去其他平台”推荐”某个理财项目、某个投资项目。
当这些”号”积累了一定粉丝之后，就可以开始”收割”。
张敏参与了。她负责养了17个号，其中一个号粉丝达到了2万。她在网上发布”投资心得”，说自己如何一个月赚了两万。
结果，有一个人私信她，说也想学。
张敏把这个人引荐给了公司的”高级投资群”。群里有”讲师”每天讲解”内幕消息”，有”托”在下面刷屏说”赚了赚了”。
那个私信张敏的人，在72小时内，向一个虚假投资平台转账了46万。
张敏拿到提成：3.2万。
那天晚上，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只有自己能看见的状态：
“我好像做了一个很坏的事情。但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。”
她的父亲当时正在医院化疗，每个月的治疗费是三万五。
她停不下来的原因，不是贪婪，是恐惧。
案例二：当诈骗变成”工作KPI”，人性会怎样？
陈建国（化名），男，44岁，云南人。
他是缅甸果敢某诈骗园区的”业务组长”，手下带了28个人。
2022年，云南警方捣毁了这个园区，陈建国被押解回国。
审讯室里，记者问他：你觉得你在做什么？
他说：”我在完成KPI。”
这不是玩笑。
诈骗园区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管理制度，包括：
- 每日目标：每个业务员每天必须完成至少3笔”订单”，金额不低于5000元
- 奖惩机制：超额完成的，当天发现金奖励；未完成的，第二天”加班”——实际上是被关禁闭、断电、限制饮水
- 晋升通道：做得好的，可以从”业务员”升为”组长”，从组长升为”主管”，最高可以到”园区管理层”
- 淘汰机制：连续两个月不达标的，会被”卖”到其他更差的园区，或者被打断腿扔出园区
陈建国说，他手下的28个人，有12个是亲戚朋友介绍的，有8个是网上招聘来的，还有8个是被骗过去的。
他最难忘的是一个叫小周的男孩，19岁，中专毕业，家里供他读了三年学，每月生活费八百块。
小周入职第一天，陈建国问他：你知道你是来做什么的吗？
小周说：知道，帮公司拉客户。
陈建国点点头，没解释。
三周后，小周第一次成功骗到一个人，金额是12000元。那天晚上，小周在宿舍里哭了，他说他骗的那个人是一个刚工作的实习生，把攒了一年的钱全打过去了。
陈建国当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明天继续。
第二天，小周照常打卡、晨会、打电话、发信息。
两个月后，小周完成了当月最高业绩，获得了园区的”销售之星”，被奖励了5000元现金。
那天晚上，小周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——他站在园区门口，背后是缅甸的山。配文是：“只要努力，就会有收获。”
陈建国看到后，截了图，发给了园区老板。老板回复：好，提拔。
小周后来成了组长。他骗过的人，超过了200个。
他被押解回国那天，问他最后想说点什么。
他说：我想回家。
他今年22岁，家里还有两个妹妹，母亲体弱多病。
三、为什么”戒断”比戒毒还难？
毒品成瘾，戒断的是生理依赖。
诈骗成瘾，戒断的是认知依赖。
1. “认知失调”的枷锁
心理学家费斯廷格（Leon Festinger）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：当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信念发生冲突时，他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不适，为了缓解这种不适，他会改变自己的信念，而不是改变行为。
诈骗犯就是典型的认知失调者。
他们都知道诈骗是违法的、可耻的、有害的。但他们每一天都在做这件事。
怎么办？他们不会承认”我是个骗子”，他们会说服自己：
“我只是打工的，不是我骗的。” “那些受害者自己贪心，怪不得我。” “我做这个也是为了给家里赚钱。” “大家都这样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这种自我合理化，一旦形成，就很难打破。
2. “沉没成本”的陷阱
一个人一旦在诈骗行业待了很长时间，他会投入大量的时间、精力、人际关系。
他认识了一堆”同行”，学会了整套话术，积累了大量”客户资源”（虽然是假的）。
如果他停下来，就意味着：我之前做的一切都白费了。
这种”沉没成本谬误”，在诈骗犯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一个做过三年诈骗的人，即使心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他也会想：”我已经回不了头了，不如继续做下去，至少还能赚钱。”
更可怕的是，他还会主动劝身边的人一起做，因为如果他身边的人都”同流合污”，他的认知失调就会减轻很多。
四、社会能做什么？真实案例告诉我们答案
案例三：一个”前诈骗犯”的自我救赎
刘洋（化名），男，35岁，四川成都人。
2018年，刘洋在一家”金融科技公司”做电话销售。后来这家公司转型做”投资咨询”，他开始接触诈骗。
第一年，他骗到了第一个”客户”，是一个45岁的全职主妇，被骗了8万块。他拿到提成9600块。
他以为这就是全部。
后来他知道了什么叫”杀猪盘”，什么叫”养号”，什么叫”多平台引流”。
2020年，他已经是公司的”金牌业务员”，年收入超过60万。
那年春节，他回老家。父亲问他：你在公司做什么？
他说：做投资咨询。
父亲说：好啊，赚钱就好。
刘洋突然哭了出来。
那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：退出。
但他退不出。
因为公司告诉他，离职需要”结清所有业绩”，并且要签一份”竞业协议”——两年内不得从事金融行业，否则赔偿50万。
更可怕的是，他的领导威胁他：你手上有多少客户资料，有多少”客户”信息？你走了，我们就报警说你泄露商业机密。
刘洋被”绑架”了。
他继续做了两年，直到2022年，警方开展”断卡行动”，刘洋因为名下有多张银行卡涉及诈骗案件，被约谈。
那次约谈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约谈他的，是一位叫周岚的女警官。
周岚没有一上来就骂他、训他。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：
“你有孩子吗？”
刘洋愣了一下，说：有，一个七岁的儿子。
周岚说：你想不想让他以后在别人面前，可以抬起头说’我爸爸是个好人’？
刘洋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周岚继续说：你现在做的事，不是在赚钱，是在毁你自己，也在毁你儿子。
那个下午，周岚给刘洋讲了三个小时。
她讲了她办过的案子，讲了她见过的受害者，讲了一个被骗光积蓄的老人，去年冬天冻死在街头的故事。
刘洋听完后，说：警官，我想自首。
周岚说：可以。但你先听我说完。
周岚给刘洋做的，是”心理干预+法律协助+职业转介”三位一体的方案。
她联系了当地的司法局，为刘洋申请了”主动投案”的从轻处理；联系了心理医生，帮刘洋做认知行为治疗；联系了社区的就业帮扶中心，为他推荐了一份保安的工作。
刘洋后来跟我说：“我以前以为，社会只会骂我、打我、把我关起来。但我没想到，还有人愿意拉我一把。”
2023年，刘洋被判缓刑两年。
他现在在一家物业公司做安保，月薪四千五。他说他每天晚上都会给孩子讲一个故事，故事的主角是一个”曾经犯错但改过自新”的人。
案例四：一个”反诈社工”的努力
王芳（化名），女，29岁，浙江杭州人。
她是一名”反诈社工”，专门帮助那些深陷诈骗行业、想要退出的人。
她的第一个服务对象，是一个18岁的女孩，叫小悦。
小悦是被人骗到缅北的，后来她逃了出来，但已经在诈骗园区待了8个月。她骗了17个人，金额超过50万。
小悦找到王芳的时候，整个人是麻木的。她说：我不觉得我做错了，我只是想赚钱。
王芳没有反驳她。她问小悦：你赚到的钱，花在哪里了？
小悦说：寄回家了。我爸妈盖了一栋新房子。
王芳说：那你觉得，那些被你骗的人，他们现在是什么感觉？
小悦沉默了很久。
王芳的做法，是”共情式引导”。
她不急着让小悦”认罪”，而是先让小悦理解：那些受害者，也是普通人。
她给小悦看了一些受害者的记录——一个单亲妈妈，被骗了20万后，孩子的学费交不上了；一个退休教师，被骗了养老钱后，整夜失眠，差点轻生。
小悦看完这些，哭了。
她说：我不知道他们这么惨。
王芳说：现在知道了，你想怎么做？
小悦说：我想把他们骗的钱还回去。
王芳说：还回去需要时间，但你现在可以做一件事——帮助更多的人，不要走上你的老路。
后来，小悦成了王芳的同事。
她开始在社区做”反诈宣讲”，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年轻人：那些高薪招聘、包机票包食宿的工作，很可能是陷阱。
她说：“我以前觉得，骗人没什么，因为那些人都’笨’。但现在我知道了，骗人就是杀人。”
五、社会需要构建的”三道防线”
第一道防线：预防——让”第一笔钱”挣不到
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走进诈骗行业？
核心原因是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出路。
2022年，中国青年平均失业率在20%以上，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，”找不到体面工作”的年轻人，比想象中多得多。
诈骗公司抓住的，正是这部分人的痛点。
他们开的条件很诱人：月薪过万、包食宿、不用学历、不用经验、甚至包机票。
对一个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来说，这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。
预防的第一步，是让这道”光”消失。
怎么做？
一是加强招聘监管。 2023年，国务院出台了《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》，要求平台对招聘信息进行严格审核。但实际执行中，很多小平台仍然是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
二是普及反诈教育。 很多年轻人不是不知道诈骗，而是不知道自己可能会被骗去诈骗。 他们以为”诈骗”就是网上发个广告，不知道真正的诈骗组织有多严密、多危险。
三是提供就业帮扶。 这是最根本的。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，不会去碰诈骗。
杭州已经有一些社区在做这件事：为有犯罪前科的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，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。
第二道防线：干预——在”悬崖边”拉住他们
刘洋、小悦、陈建国，他们不是天生的坏人。
他们是在某个节点上，被推向了深渊。
如果在他们第一次骗钱的时候，有人拉住他们，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
这就是”干预”的重要性。
现实中有哪些干预机制？
警方的”预警劝阻”机制：当一个人频繁开卡、频繁转账，警方会介入，了解情况，必要时进行心理干预。
社区社工的”个案管理”：对高风险人群（如失业青年、有犯罪前科者）进行定期回访，提供帮助。
家庭的”情感支持”：很多诈骗犯的家庭，其实是”缺位”的。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孩子由老人带大。他们走上诈骗道路，部分原因是渴望被认可、渴望赚钱证明自己。
如果家庭能多一点关注，也许很多人就不会走到那一步。
第三道防线：回归——让他们”有路可走”
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。
一个人从诈骗行业退出来，面临的最大问题，不是”要不要改”，而是“改了之后，怎么活？”
很多诈骗犯被判刑、被罚款，出来后找不到工作，家人也不原谅他，他唯一能想到的”路”，就是——继续骗。
这不是道德问题，是生存问题。
所以，社会需要做的，是给这些人一条体面的、可持续的路。
刘洋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这条路是存在的：
- 司法局帮他申请了从轻处理
- 心理医生帮他做了认知重构
- 就业中心帮他找到了工作
- 他的家人，最终也原谅了他
但这不是每个诈骗犯都能得到的待遇。
六、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：受害者也可能成为加害者
这是整个话题中最令人心痛的部分。
2021年，安徽警方破获一起”帮信罪”案件。案件中，有12个嫌疑人，他们的年龄都在18到25岁之间。
审讯时，一个23岁的男孩说：我是在网上看到”刷单兼职”的广告，去做的。我以为我只是帮商家刷信誉，没想到那是诈骗。
警察问他：那你现在知道自己做错了吗？
男孩说：知道。但我当时真的很穷，我弟弟还在上学，我需要钱。
他不是诈骗团伙的核心成员，他只是无数”底层打工者”中的一个。
他骗了30多个人，总金额20多万。他自己也是”被利用”的。
这种人，该不该被原谅？
我的答案是：该。
因为他不是主犯，他是被诈骗产业链的”上游”诱骗的”下游”。他既可能是诈骗的受害者，也可能是诈骗的加害者。
社会需要看到的，是整条产业链的复杂性，而不是简单地贴上”坏人”的标签。
七、我们能做什么？
作为普通人，我们可能无法直接帮助那些深陷诈骗行业的人，但我们可以做几件事：
1. 不歧视
当他们走出来、想重新开始的时候，不要把他们当成”骗子”。
一个被歧视的人，是不会真正改过自新的。
2. 不冷漠
如果你发现身边有人突然”暴富”，或者开始频繁借钱、频繁换工作，可以善意地提醒他：你确定这是正当的收入吗？
3. 不沉默
如果你发现有人在从事诈骗活动，不要视而不见。可以拨打110，或者通过国家反诈中心的APP举报。
你的举报，可能救了一个人，也可能救了一个家庭。
最后
李强出狱那天，我去看守所外等他。
他穿着一件褪色的夹克，头发剃得很短，走出来的时候，脚步有些踉跄，像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。
他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我现在在工地干活，一天两百。”他说，”不多，但很踏实。”
我问：还会回去吗？
他说：不会了。我怕。
我问他怕什么。
他说：我怕我再赚快钱，我怕我再让那些相信我的人失望。
那一刻，我知道，他真正戒断的不是”诈骗”，而是”贪婪”。
贪，是万恶之源。戒贪，比戒赌难，比戒毒更难。
但社会能做的，是让戒贪的人，不必一个人走。
让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，能看见光。
让那些已经走出黑暗的人，不必再回头看。
这，才是”帮他们走出来”的真正答案。